题跋可以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后人的题跋，同时代人的题跋。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赞扬它的美，于是有许多作品仗着题跋而增加了后人对它的信任。题跋的正面作用，本是人所共喻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真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事，竟连画家自己的题跋而作品却假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以近代人为例：吴昌硕作画喜欢一批一批地画，上午画完放在地下，午睡后再题诗添款。别人有时把画好的画拿走了，用假的顶替，老先生乍起床，未加思索就一律题上了款。有的画家晚年误把别人摹仿他的画当成亲笔，加上题跋。年代久了，底蕴不为人知，鉴别起来就麻烦了。
看到画上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大家公认是真迹，此卷无款识，鉴定依据除书画本身的时代风格外，张着的跋也很重要。张着金时人，泰和五年（1205年）受监御府书画，离张择端的年代不远，他的话可以令人相信。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
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清代乾隆皇帝收藏书画极多，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却差，往往弄假成真。文征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说出话来就有分量。鉴定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差，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许多书画名迹，但在品评真伪上极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有的画本来是真的，因被后人加上假题，反成了伪作。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跋虽不可尽信，但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收藏印对书画鉴定也是有帮助的。一则是有些显赫名迹经过历代鉴赏家收藏都盖上了他们的钤记，将收藏者的时代排一排，便可弄清它的传世经过，前人所谓“流行有绪”就是指此。其次是有些鉴赏家眼力特别高，凡经过他们盖过鉴藏印的书画，绝大多数是精品。其次收藏印至少可以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可靠的根据。一幅画如有赵佶（宋徽宗）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最晚也是北宋。
不过收藏印和书画家的印章一样，也不一定可靠。后人既能拿书画家的遗印作伪，自然更能拿收藏家的遗印作假。一般作伪的情况是收藏印根本不真，都是为人仿刻的，而且越是着名收藏家的印，越是有人要仿刻。何况古代一个收藏家、鉴赏家，他的眼力和学识总是有局限性的，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果然是他所藏过，所钤真印，也不见得全无伪迹，今天仍要靠我们全面细致地加以分析，不能只凭藏印来定真伪。
前人对于看过或收藏过的书画，往往写成记录，编为专书，对鉴定是很好的参考材料。着录的作者，多数在鉴定上下过一番功夫，虽然难免有误，但很多是正确的，值得学习参考来丰富我们的鉴定经验。但与此同时，更应当注意不要上了着录的当。前代着录有不少是抄本，往往流传很久才刊行，容易发生错误。各种着录书撰者的水平、时代、地区、方法等都不相同，应当弄清楚每种着录的性质和特点，才能更好地利用它。在鉴定某一件书画之前，更应当查看各家的着录，尽可能弄清楚与该件有关的一切情况，如它的流传经过如何，究竟是一本还是几本，题跋、印章、尺寸、装璜的 情况又如何等等。拿前人的记录和实物作对比，能帮助我们对它作出比较合理的判断。
装璜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更间接一些，但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佐证。各时代的绫锦、花纹、色泽各不相同，装璜的式样也有出入。前人收藏印多盖在裱件的接缝上，因而它和装璜的形式也有密切的关系。民间裱工南北传授不同，手法亦异。熟悉了以后，几种有特点的装璜不用打开书画便能知道是何时、何地的裱工，乃至是哪一家的藏品，从而为鉴定提供了线索。前人所作伪也有利用装璜使人深信不疑的，他们的伎俩是保留原装裱，挖出书画本身，将伪本嵌裱进去。则所谓“金蝉脱壳”的办法。因此只凭装璜来鉴定肯定是要上当的。
远古的作品和近现代的作品都比较难鉴定。前者因传下来的东西少，无从比较。近现代因时代太近，如是伪作，一定出于当代人之手，时代风格和真迹原无二迹，甚至连辅助条件也不复存在，只能就个人风格这一项作为判断，依据少了，困难就相对地增加了。
编辑：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