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原标题：妇好墓“龙纽石器盖”、九沟西周墓“龙纽玉印”及其他
2017年，我写过一篇《说龙，兼及饕餮纹》，从鳄鱼说起，讨论出土文物中的龙，指出饕餮纹是正视的龙首纹，文章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这个话题，涉及面广，因篇幅有限，很多问题来不及讨论，这里做一点补充。
一 妇好墓“龙纽石器盖”和九沟西周墓“龙纽玉印”
1976年，殷墟5号墓，即妇好墓，出土过一件“龙纽石器盖”（M5：49，图一）[1]，报告的描写是：
白色，微灰，大理岩。椭圆形，面部微鼓，上雕龙形钮，龙口微张，露舌，眼、耳、鼻清晰，双足前屈，作伏状，尾蟠于边沿，背、尾均饰菱形纹；背面略凹，中间刻“十”字形阴线，长径上下侧各雕夔纹一对，头相对，张口，身、尾极短。高3、长径5.4、短径4.5、厚0.8厘米。
2017年3月，这件器物曾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因为正在写龙，我曾仔细观察，并向唐际根教授请教，讨过器物的照片。
图一 妇好墓出土“龙形石器盖” 1。正视 2。侧视 3。底纹 4。线图
说来有趣，好像配合这个展览，40年后，2016年，陕西澄城县王庄镇柳泉村九沟墓地4号墓出土了一件“玉印章”（M4：9，图二），与这件器物极为相似，材料正式发表，时间正好在首博展览开幕的前后[2]。简报的描述是：
白玉，椭圆形，龙形纽，长嘴，圆眼，圆形角。前腿站立，蹲坐于纽面上，龙尾用线刻表示绕纽边一周。龙背上部刻有回形纹饰。尾部有一穿。凹面底，阴刻线以十字分为四等分。印纵轴4、横轴3.1、印通高2.9厘米。
图二 1。澄城九沟西周墓出土“玉印” 2。线图
该刊同期，周晓陆、同学猛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件器物，把此器与前器一同定为印章[3]。这两件器物，对中国印章史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线索。
此外，两位作者还参考网上的讨论，吸取王仁湘、张立东、李守力等学者说，把器底阴刻的四个图像视为“四神”，认为“四神的早期形态，应当是图形文字，渐次的固化为星际分野、空间方位的代表”。
他们以龙头朝下为顺，横过来看，以右上为第一区，右下为第二区，左上为第三区，左下为第四区，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顺序读，把第一个图像释为蜀、虫或龙，第二个图像释为鹿，第三个图像释为虎，第四个图像释为鹰，由此证成他们的“四神”说。
这两件器物应怎样理解？我把我的想法说一下，供大家讨论。
二 器盖还是印章
首先，这类器物是器盖吗？上述“龙纽石器盖”是发现于墓葬填土，没有相应的器，称为“器盖”，值得怀疑。
这件器物为什么会定名为“器盖”，我怀疑，有两个原因。
第一，这件器物与另一件器物（M5：79）同出，二者“均出于距墓口深5.6米的墓室中部偏南填土中”，那件器物确实像一件器盖。报告对它的描述是：“白灰色，大理岩。长方形，拱形顶，中部有菌状钮，长边中腰微鼓，盖面周沿雕双重长方形阴线。盖下有宽短的子口。高5、长9.2、宽6.6、钮径3厘米。”
第二，出土铜器确实有蟠龙纽与此相似的器盖。比如2018年7月，“古蜀华章”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品中有彭县竹瓦街出土的西周铜罍，它的器盖就有这种蟠龙纽（图三）。
图三 1。彭县竹瓦街出土铜罍 2、 3。器盖
妇好墓所出“龙纽石器盖”，龙头上有横卧的两个“C”形角（盘羊角或绵羊角），龙身的每个纹饰单元，中间是菱形纹，四角是三角纹。这种鳞纹不仅见于商代的龙纹，也见于商代的蛇纹。
彭县竹瓦街所出西周铜罍，龙头上有棒槌角，棒槌角上有掌形饰和双叶饰，龙身饰前凸后凹带三尖的鳞纹。这种鳞纹，殷墟晚期已有，或简化为山字形，西周以来，山纹（即通常所说的环带纹、波曲纹）组合纹中的长鳞，通常所说重环纹中的长鳞，以及所谓横鳞纹、垂鳞纹都是从这种鳞纹发展而来。
尽管两者相似，我认为，上述“龙纽石器盖”并非器盖，还是与印章关系更大。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九沟西周墓出土“龙纽玉印”，其龙身上的鳞纹与妇好墓“龙纽石器盖”不同，反而与彭县竹瓦街出土的西周铜罍同。这种鳞纹，殷墟晚期就已出现，西周仍然流行，特别是流行于西周中晚期。这件器物究竟属商属周，恐怕值得讨论。此器既然出土于西周墓，我们不能排除，它是西周复古的作品。
过去，学者多认为，中国印章始于战国。现在，出土发现日增，大家逐渐接受，印章在商代西周就已出现。
学者引用，主要是下述发现：
（一）发掘品
1。殷墟出土的三枚商代印章。一枚是1998年安阳水利局夯土房基F1出土的饕餮纹印（图四：1），一枚是2009年安阳王裕口村南地M103出土的字印（图四：2），一枚是2010年安阳刘家庄北地祭祀坑H77出土的字虁龙纹印（图四：3）[4]。
图四 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铜印
1。安阳水利局夯土房基F1出土的饕餮纹印
2。安阳王裕口村南地M103出土的字印
3。安阳刘家庄北地祭祀坑H77出土的字虁龙纹印
2。周原出土的两枚西周印章。一枚是1980年扶风黄堆乡云塘村西周中晚期灰坑出土的三角纹和窃曲纹印（图五：1），一枚是1980年代初扶风法门乡庄白村西周中期灰坑出土的有目窃曲纹印（图五：2）[5]。
图五 周原出土的西周青铜印
1。扶风黄堆乡云塘村出土 2。扶风法门乡庄白村出土
（二）传世品
1。《邺中片羽》初集和二集著录的“安阳三玺”（图六）。黄濬旧藏，后归于省吾，现藏台北故宫。李学勤认为，三玺皆商代文字印[6]。现除其中一枚（图六：3），学者有争论，或疑伪造，或说是巴蜀印，其他两枚（图六：1、2），学者多赞同李说。
图六 台北故宫藏“安阳三玺
2。《尊古斋集印》著录一枚饕餮纹印（图七：2），亦黄濬旧藏，现藏故宫博物院。其饕餮纹，头上有横卧的“C”形角，额上有菱形饰，下有鼻饰和咧开的口唇上部，与安阳水利局出土的饕餮纹印（图七：1）极为相似[7]，学者认为，应当也是商代印。
3。《宾虹藏古玺印》著录的饕餮纹印（图七：3）。其饕餮纹，也有类似的双角、额饰作方形，鼻若悬胆，下面也有咧开的口唇上部，估计也是商代印[8]。
4。文雅堂藏双饕餮印（图七：4）[9]。
图七 三件商代饕餮纹印
1。安阳市水利局夯土房基F1出土的饕餮纹印
2。故宫博物院藏饕餮纹印 3。黄宾虹旧藏饕餮纹印
4。文雅堂藏双饕餮纹印
5。《尊古斋集印》著录的龙纹印（图八：1）和凤鸟印（图八：2），亦黄濬旧藏，疑为西周印。
6。上海博物馆藏火纹印（图八：3），可能也是西周印。所谓火纹，即通常说的涡纹[10]。
上述发现都是青铜印，有图形印，有文字印，也有文字图形并用印。从形制看，除云塘所出稍异，作绳纽双联印，全是带鼻纽的方板小印，与后世印章非常相似。
图八 黄濬旧藏龙凤纹印和上海博物馆藏涡纹印
1。黄濬旧藏西周龙纹印 2。黄濬旧藏西周凤纹印
3。上海博物馆藏西周火纹印玉石器研究
周晓陆、同学猛把上述龙纽二器定为印章，主要就是根据这类发现。
三 印章还是印模
周晓陆、同学猛把这类器物定为印章，比器盖说合理，但问题是，什么是印章？我们该如何区别印章（seal）和印模（seal matrix）[11]。比如印花布的雕版，还有月饼模子，我们就不能说，它们也是印章。
印模属于模具，属于工艺上必有的发明，特点是可以复制。印章是从印模分化，也有复制功能，但用途不尽相同。
印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用于工艺制作，或者标志制造者，起物勒工名的作用，或者标志器主，起维护所有权的作用，如同现在的徽识、商标或品牌Logo；二是用于官私文书（文件、书信、契约、簿记）的封检，作为凭信之物，具有防伪作用，如同西方的蜡封（也叫火漆）。今日，文件签署后要按手印、签字、画押、盖章，还是这类功能的沿续。
中国古玺多为青铜铸造，主要盖在封泥或陶器上。铜器和陶器有不解之缘（陶冶、陶铸二字就是两者的结合），但陶器比铜器早，图形比文字早。世界上最早的印章是陶印，最早的印记（impression）是图形。
印章和印记有对应关系。但我们要想把二者对在一起，很难。出土发现，不是有印章无印记，就是有印记无印章。研究世界印章史，国外的情况也如此。
从印记看印章，情况很复杂。
铜器，中国传统是用块范法铸造，陶范的母范如何制作，情况还不清楚。陶范本身，可能使用印模，但花纹也好，铭文也好，面积比较大，不大可能用印章式的小模复制。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用活字模作范开始出现，活字模也不能叫印章。临淄出土的两件齐量，器腹外壁带四字印文，属于刻铭[12]。
陶器，早期花纹或符号多用笔画或刀刻，偶尔用印模，极为罕见。战国秦汉陶文，既有刻文，也有印文，印文逐渐增多。印文确实是用印章钤盖，盖在陶坯上，然后烧制成形，但年代比较晚。
封泥，附属于简牍，应是印章的主要施用对象，但战国以前，不但简牍未见，封泥也尚无发现。
纺织品，也是可能用印模和印章的地方。过去，我们都以为，印是施于封泥和陶器，朱印必待纸张发明才会有，后来才知道，这种看法不对。早在战国时期，丝织品上就有钤盖朱印的例子。稍晚，南越王墓还出土了用于丝织品花纹复制工艺的青铜印花凸版[13]。不过，更早的例子还没有。
此外，出土发现，古人还有用于漆木器和马匹的烙印，年代也不早于战国时期。
上引与印章有关的发现，往往与出土商代西周甲骨、铜器上的文字、纹饰一致。有些确实可能是印章，有人甚至推测，它们是用族徽一类图形文字为简牍封缄，可是战国以前的简牍、帛书，目前尚未发现。我们不能排除，这些所谓最早的印，其中有些可能是印模，比如云塘出土的三联印，我怀疑就是属于印模，本来是用来复制两条花纹带。二者如何鉴别，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者所谓印，既可能是印章，也可能是印模。
四 图形印还是文字印
研究印章史，大家都知道，西方最古老的印章，都以图形印为主，图形印不但早于文字印，也多于文字印，文字往往晚出，附属于图形。如两河流域的滚筒印（cylinder seal）、埃及的甲虫印（scarab seal）和戒指印（signet-rings），都是如此。过去，大谷光瑞在新疆发现过一批古煤精印（现藏旅顺博物馆）也是如此，它们全是图形印。
我国重文字，往往把文字印当主流，因为材料少，往往不太重视图形印的研究。近代篆刻家把图形印叫肖形印。肖形一词，本来的意思是写真或画像，如通缉罪犯，四处张贴的画像就叫肖形，意思与肖像相同。图形印比肖形印的叫法可能更好。
其实，越是早期印章，越有可能是图形印。
上面介绍的妇好墓“龙纽石器盖”和九沟西周墓“玉印”，印纹相似，但排列顺序略有不同。
（一）妇好墓“龙纽石器盖”（图九），龙纽头朝下，竖过来看。
1。右上为侧视的龙首，脸朝右，嘴朝下，头上有“T”形角。
2。右下为侧视的龙首，侧视，脸朝左，嘴朝下，头上也有“T”形角。
3。左上为侧视的立鸟，脸朝右，嘴朝前，钩喙。
4。左下为侧视的龙，头在上，尾在下，左旋90°看，是个全身横卧的龙。
图九 妇好墓出土龙纽印的四种动物图像
（二）九沟西周墓“玉印”（图一〇），龙纽头朝右，竖过来看。
1。右上为侧视的龙首，脸朝右，嘴朝下，头上有“T”形角。
2。右下为侧视的立鸟，脸朝右，嘴朝前，钩喙。
3。左上为侧视的“C”形龙，侧视，脸朝左，嘴朝下，头上也有“T”形角。
4。左下为侧视的龙，头在上，尾在下，左旋90°看，是个全身横卧的龙。
图一〇 九沟西周墓出土龙纽印的四种动物
对比商代玉器和铜器的纹饰，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件器物中的四个动物，毫无疑问是三龙一鸟，其中没有鹿，也没有虎。商代西周的凤鸟纹，往往作钩喙状，不一定就是鹰。与其说是鹰，还不如说是凤。龙、凤是中国传统纹饰中最突出的两类。
这两件器物是图形印，印面上的动物与商周时期的龙、鹿、虎、鹰四字无法对应，不可能是文字。
五 出土文物中的鳄鱼和鳄形龙
很多学者早已指出，中国古代的龙是鳄鱼的变形。我在《说龙》一文中，曾从出土文物中搜集过几个例子，有些直接就是模仿鳄鱼，还保留着鳄鱼的形象。这里再举几个最新注意到的例子，跟它们比较一下。
1。中国国家博物馆“爱国情怀—章乃器捐献文物展”，展品有一件商代玉刻刀（图一 一：1），说明牌叫“玉兽”，其描述是：“小件玉佩饰，白玉质地，温润光洁。整体为简约的不易辨识的兽形，双耳后拢，凸睛宽鼻，阔嘴微张，脊背呈锯齿状，直尾宽平。下颔处有一孔可以穿孔。”[14]图录所谓兽形，其实是模仿鳄鱼。所谓“脊背呈锯齿状”，其实是背上有双排鳞片；所谓“双耳”，其实是双角。此器与妇好墓出土的所谓兽形骨刻刀（图一 一：2）类似[15]。后者头上长角，脊背两侧各有三排用小坑表现的鳞片。这种头上长角的鳄鱼，也可以叫鳄形龙。
2。殷墟王裕口村南地出土一件所谓玉虎形玉刻刀（图一 一：3、4），所谓玉虎形，也是鳄形龙，但身上没有鳞片，只有简单的花纹。它的头上也有两个角[16]。从照片看，与上龙纽印相似。
图一 一
1。章乃器藏鳄鱼形玉刻刀 2。妇好墓出土鳄鱼形玉刻刀
3。安阳王裕口村南地出土鳄鱼形玉刻刀 4。安阳王裕口村南地出土鳄鱼形玉刻刀（线图）
3。桐柏月河春秋墓地M1出土一件所谓龙形玉饰（一二：1），“是用正面俯视角度刻划一屈肢俯卧的如大蜥般的龙形动物”[17]，双眼后的花纹当是表现双角，脊背两侧的花纹当是表现鳞片。此器可与天津博物馆藏商代所谓蜥蜴形玉觽（图一二：2）比较。后者素无纹饰，好像剪影，但从身形和体态看，所谓蜥蜴形，也是模仿鳄鱼[18]。
图一二
1。桐柏月河春秋墓地M1出土鳄鱼形玉佩
2。天津博物馆藏鳄鱼形玉觽
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展品中有一件西晋墓出土的陶塑怪兽（图一三：1、2），说明牌叫穿山甲。此兽脊背两侧各有用小坑表现的三排鳞片，有耳无角，也是模仿鳄鱼，器形可与2003年鄂州市滨湖东路郭家细湾15号墓出土的三国青瓷鳄鱼比较（图一三：3）[19]。后者脊背两侧各有两排用小坑表现的鳞片，也有耳无角。
这批文物，所见动物，共同特点是有鳄鱼的长尾，往往肚子很大，多数背上起鳞。最后一例，大腹便便，尾巴尤其粗，可与剥制后的鳄鱼皮（图一三：4）比较。
图一三
1 湖南省博物馆藏西晋陶鳄鱼
2湖南省博物馆藏西晋陶鳄鱼
3 湖北省博物馆藏三国青瓷鳄鱼
4 鳄鱼皮
2018年11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参考文献省略
图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06期
作者：李零（北京大学）
编辑：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