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癸巳二月，草长鹤翔，春和景明，在原籍和顺县马连曲王家坪坟茔为父亲举行了百年诞辰纪念和揭碑仪式。参加者有：长子、次子、三子、姐姐和五个妹妹各家代表共30余人。活动由姐姐之五子郑虎云主持，建魁弟、二弟长子郭晓军、大妹之子刘晓飞揭碑。长孙郭晓东颂读祭文，最后我发表感言结束。在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母亲诞辰八十六周年横标和父母遗像下，鲜花蒸尝供于墓前，鸣炮奏乐子孙们肃立躬首。活动隆重而庄严，简洁而文明，关键了却了我由来已久的一桩心愿，圆了父亲的一个梦。
父亲于1978年仙逝，享年65岁。当时我在吕梁孝义县中队服役。那年5月中旬收到家里来信，当拆开信时，我顿时愣住了，信里夹着的是一块黑纱，我立即明白了，这是我不情愿接受的事实----父亲故去了。由于当时信息的阻隔，知道父亲故去已经是近20天的事情了。听母亲说，父亲咽气时，一只眼怎么也闭不上，大概是在等我吧，父亲是带着遗恨而去的。
父亲是有梦想的，为了这个梦想，他老人家经历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也可以说搭上了他一条老命。他生于1914年5月，也就是中华民国三年。如果穿越那个年代，起初是军阀割据的战乱，百姓民不聊生。祖母早逝，父亲、叔父和姑母靠祖父一己之力抚养，可想其艰难程度。父亲是一家之长子，为维系其家境，在他娶妻生下姐姐8个月就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军（抓壮丁是父亲在文革中交代历史问题的专用词，是自愿是被迫，现已无从考证了）。父亲走后，祖父让我叔父二蛋去部队找父亲，一去泥牛入海，永无音信。父亲在中央军一干就是8年，中途逃回家乡。当时是1942年，家乡连遭三年旱灾，颗粒无收，实在撑不下去了，父亲把祖父托咐给姑母，自己携妻带女逃荒于山西和顺县马连曲村。那些年主要靠扛长工维系生计。听姐姐讲，因居无定所，在马连曲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住了个遍。解放前夕，父亲参加了地下党，再后来斗地主分田地，得到果实（分田分地安了家的俗称），看到了生的希望。在参加革命的征途中，他结识了母亲，当时母亲是村妇联主任。父亲后与前妻解除了婚约，与母亲组成家庭。我于1951年出生，父亲当年38岁，可以说壮年得子，倍加珍惜。为让我成人，仅干爹在村里就为我认了三个。有了儿子就有了梦想。为了这个家，父亲除了自身在政治上的努力上进外，还请当地阴阳高手（现在称预测家）李锁采了新坟，还请了神，为此他付出了降职的代价。直至文革前父亲先后任书记、村长、大队支委、生产队长等职。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我家解放初分得房产是村关爷庙后原李小岽的宅院。一院住两户人家，我家和我叔伯姨家。院里一共5间北房。2间西房，3间东房。她家住三间西北房和两间西房（在我的记忆中西方是两间空地，堆些杂物）,我家是两间东北房和三间破旧的东房。姨夫叫高成亮，生有二女，大女叫高连梅，比我小一岁；次女叫俊梅和二弟年龄相仿。小时候抬头不见低头见，常在一起玩耍、争吵，干架是家常便饭。连梅嘴快很会骂人，我和弟弟嘴笨根本不是她的对手，为此一直记恨在心，想出口恶气，老找不到机会。幼时记忆中的夜晚黑的有些恐怖，伸手不见五指不是形容词而是真实写照。在无月光的夜晚“出宫”只能用麻杆点火照明指路。一个冬夜我和二弟点着麻杆照明上茅房路过西房时，见姨夫刚打回的一捆柴禾堆放在茅房的一角，便灵机一动，马上和二弟达成共识，把柴禾给点着了，顿时火光四起，幸亏大家及时将火扑灭，才免了一场灾祸。火灭了，父亲的火没有灭，把我揍了个半死，二弟也连带其祸。之后是父母找邻居、村干部给姨家陪不完的情，倒不完的歉。作为受害一方的姨家，肯定是把儿女的不快转嫁成父辈的恩怨了，相处也多了层隔阂，自然不那么和谐。大约是61、62年之际，姨家迁居后营。经人说合，父亲用300元钱买下了他家的房产。至此，我家拥有了这个院的所有产权。记忆深刻的一次挨揍，使我终身难忘。大约是在小学二年级，新的学期，全班同学都交了学杂费，领到了新书，闻着同学们领到崭新书籍的墨香，我眼馋极了，可向父母讨了几次，他们说现在没有钱。有一天，趁父母下地干活之际，翻箱倒柜，从包袱里翻出六角钱交给老师，当我带着新书刚迈进家门，发现父亲神情不对，也可能是心虚，把书撒在地上拔腿往外就跑，父亲二话不说顺手抄起挑水的扁担，往外就追，没跑几步腿就软了，被父亲追上，当着街上众人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饱揍，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嘴里还嚷着“叫你狗日的不学好，今天非揍死你不行”。不是母亲和众人护着，估计那次我非致残不可。在父亲的高压政策下，从此不敢再动歪脑筋了。
儿时的我领教了父亲的粗暴。幼小的心灵对父亲常怀有一种敌意，就是能躲则躲，不想见他。那时在我的脑海里，父亲深藏的爱完全被他的粗暴所笼罩。他眼里向来不容沙子，作为儿子的我都很难理解，何况外人呢。尤其在他任村干部期间，他暴躁的性格和简单的工作作风也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上学期间我没有完完全全上过一周课，经常给老师请假。今天家里没吃的了，请假挖野菜；明天家里没柴烧了，请假上山打柴，就连父母到地干农活顾不上看弟妹了，也得请假，稍有不悦，父亲就用“退学”唬我。说来也怪，父亲越是阻挠，越能激起我学习的渴求，请了假的当天晚上，总是到学习好的同学家补上误下的课，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为此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虽请假频繁，老师从不为难我。那时对父亲是敢怒不敢言，以至经常做父亲逼我退学的噩梦。到1965年，我以许村完小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班主任宋子美老师三番五次做父亲的工作，让我到松烟中学读初中。松烟中学一年的学杂费是100元钱，这相当于当时全家人一年的生活费。生活所迫，只得辍学回乡劳动。在那个岁月里也让我领教生活的苦难。63年全县遭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洪灾，洪河水、漳河水汇聚松烟，沿南川经村口奔涌而下，我村边河滩道路一片汪洋。靠村边的几户房屋被大水冲走，离村二里路的水滩一户柳姓人家在水中困了一个星期后获救。我故乡的村庄被高山环抱。那时山顶上冒出无名之水冲将下来，老家俗称“出坡”，几乎祸及到村里的土地。老天要发怒，人类一点办法都没有，村里的村民只有祈祷的份，那时我才懂的什么叫恐怖。现今山顶上还留有几个冒水处“秃斑”的痕迹，几十年过去了，周围的植被还未长出来。加上几天连绵大雨的冲刷，村里房倒屋塌不在少数。我家东房本来破旧，虽未垮塌，但屋子多处漏雨，地下淌着水，已经不能住人了。当时国家下拨救灾款，我家也在救助之例，父亲借此把东房重新修缮，算是有了三间像样的房子。北房仍然破旧，后成了家里堆粮食和放杂物的地方。这是我记忆中最大的涝灾。当时家中已经是父母、二弟、三弟、大妹、二妹、三妹和我8口人了。当时我和二弟念书，其余弟妹尚小，只有父亲一人劳动，供养全家。尤其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到60年代3年的自然灾害，家里生活拮据，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全家8口人挤在仅有的三床破被子熬过艰难的夜晚。父母亲把仅有的吃穿给我们，他们经常挨冻受饿。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年，父亲和村里不少人都得了浮肿病。那时父亲一边请医生针灸治疗，一边下地劳动。在饥饿、疾病、灾荒面前人的第一选择是生存。那时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很优秀，但家庭的困境也相当突出，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能体察到父母的不易，这次辍学我没有抱怨父亲，但父亲却很纠结。就这样在村里我放了三个月的羊，父亲后又让我就读于许村农中（半耕半读学校）。
之后，就是席卷全国的文革运动。转眼间原来的革命者成了专政对象，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冲彻云天。从中央的刘少奇、省里的王谦、王大任，晋中地区的王秀锦，到县里的郭卯生、村里的郭小堂（父亲的乳名），从上到下，是每次批斗会红卫兵必须高喊的口号，革命与否，就看谁喊得声音大。那时，谁敢落后，连不懂事的我，也无例外。那个时期，父亲几乎天天夜晚被红卫兵押去批斗。当时的村书记李俊秋被惊吓得病故去；村长马福来被押到许村公社的院子里站在高高的桌子上晃来晃去几个小时；支委冯数九戴着高帽在村里象耍猴一样游街批斗；红卫兵把我全家从东厢房赶出来贴上封条。记得赶出来的第一顿饭是父亲把一个旧水桶糊上泥，在院子里对付着做的。就这样全家躲在年久失修的东北房度日。村里到处都是红油漆写的毛主席语录和“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红色标语。在红色恐怖下，父亲害怕了。一天夜里把我叫到身边，从柜里拿出唯一可珍藏的家谱和坟契烧掉，说是怕红卫兵找麻烦。他老人家天天战战競競，可以用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白天劳动，晚上接受批斗、交代问题，有时甚至连轴转。重点是在中央军当兵的历史问题。按造反派的逻辑，中央军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是阶级敌人。父亲有口难辩，任凭红卫兵一顶顶叛徒、特务、走资派、阶级敌人的帽子往上扣，批判在不断升级。那时估计父亲是撑不下去了，有轻生的念头。我虽年少，但亲眼见村长马福来对父亲说：“中央有文件，国民党部队连以上干部才能算历史问题。你一个普通当兵的够不上，要想开些，党中央毛主席会给我们做主的。”难友的开导，是父亲能够坚持下来的唯一动力。就这样任凭红卫兵造反派怎样污辱，泼脏水，再不做任何反驳，低头认罪吧。后来，红卫兵把大字报贴进校园，说我是走资派的孝子贤孙，就这样我的红卫兵被撤消，被迫辍学回乡劳动。在村里，父亲是独门郭姓。以前，父亲任村干部时，恭维者有之，逢迎者有之。现在有的唯恐避之不及，更有甚者遇之还想唾唾沫，“呸，该！”那时才让父亲体会到什么叫世态炎凉，感到孤门小户的无助，他的人生降到最低点。在父亲落难其间，我们全家都夹着尾巴，生怕给父亲惹出什么事来。屋漏偏逢连阴雨。人在命运不济时，常常是怕什么就来什么。1967年的秋天，寒意过早降临，令人始料不及。一天夜晚二弟凤魁，拿起刚开了的铁壶往暖瓶倒水时，不小心失手，将开水浇到脚上，造成严重烫伤。那时父亲走背运，家里缺粮少钱，连基本生活也难顾及，情急之下，父亲打起了用仅有的口粮换钱为弟看病的主意。也可能是慌不择路吧，就主动求告邻街的一户杨姓人家，因为他家儿子是太原工人，手头有些零用钱，就卖给他一斗玉米，换来多少钱，我不记得了，才给弟弟治的脚伤。父亲千叮万嘱不让声张。但人心难察，不知其出于什么目的，就跑到村革委会告发了，说我家根本不是缺粮户，还倒卖粮食。这不仅给父亲无故加了一条罪状，村革委会还卡了我家每年的返还粮。那些年，每年夏季在青荒不接之时，县里都要从上缴的公粮里，返还一些玉米、谷子给缺粮的农户。从此，我家的这个待遇被剥夺，全家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使本来拮据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只有15虚岁的二弟从此辍学，尽管他是学校的优等生，命运之神却把他永远定格在村里，从此再没有走出大山一步。四妹、五妹分别在68年、70年出生，全家10口人靠父亲、我和二弟三个人两个半劳力养活全家。到年底一结算，仍然是欠款户。就是劳动一年，连全家的口粮都买不回来，还倒欠生产队的。常常是一过年，父亲就背着口袋到邻村借粮食。我回乡劳动一年后，68年由于魏麒麟老师的推荐，让我任村里的民办教师，一直到70年，共两年时间。任民办教师后，因为是脑力活，在家吃饭时，把唯一有数的干粮（窝头）留给干体力活的父亲和弟弟，自己喝口汤饭，就到学校睡觉去了。汤饭是锅里煮的野菜和为数不多的几颗米粒，能照见影子，能映出太阳。那个岁月，粮食有限，苦菜是唯一的救命之星。虽难吃，有它就能活命。那些日子我面色惨白泛黄，没有一点血色。这个现象被母亲看在眼里，经常含着泪水劝我吃些干粮。为我所难者天也，难我所难者父母也。“饥荒”二字的含义，让我经历，也让那个年代的人尝够了他的滋味，再也不只是书本上的概念了。
1970年刚过大年，父亲命我回河北列江村看年迈的姑姑。当我从河北回来，杨庆魁已接任了我的民办教员之职。接到的通知是，让我到和顺一中上学。突然的变故，让我一时难以接受，父亲的一席话，让我倍受震动：“我年轻时逃荒，现今又落难，受人欺辱，在村里很难抬头。咱孤门小户，现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咱家要不出一个人，一直让人小瞧，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古人讲，三十年前以父看子，三十年后以子看父。你是长子，按说在家劳动，养活全家也轮到你了，但我改变了主意，家里就让我和你弟撑着吧，把读书的机会给你，希望你能出人头地，给爹争回点面子来。”我想他老人家做这个决定，下这个决心绝不是心血来潮。当时他已是近60岁的人了，为了这个家，他心力憔瘁，病体缠身。唯一能替他承担的是我这个长子。他却一反常态，为了争这点面子，把我送出去重新读书深造。就这样，我带着父亲的梦想，放下教书职业，粜了家里有限的粮食交学杂费，又重新回到儿时梦想的校园。
当时是文革后期，文革期间学生停课闹革命，红卫兵大串联，到处造反，破四旧，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县政府职能被摧毁，全县各行业处于瘫痪之中。七十年代初，昔日的红卫兵造反派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作为去了，社会稍安定了些。为恢复正常的秩序，1970年的和顺中学先恢复了初中，但没有恢复高中，设立了两个班，一个是农技班，一个农医班，当时学校也按部队连营排编制，我上的是和中一连二排的农医班。到学校的几个月才感到，这哪里是上学？今天上南庄沟开荒，明天到郜家庄打松子，天天学工学农，由此产生了厌学情绪。心想，这样下去学无所成，前途在哪里，父亲的梦想不成泡影了吗？厌学的另外原因：20虚岁的我，铺盖衣服破旧，总感到走不在人前，同宿舍的同学都笑我没穿裤头。在校期间，没有教材，胡俊杰老师经常让我夜里给他刻蜡版当教材。星期天，他给我借上平车，让我到离城10里的古窑煤矿拉煤挣学费，有时也把他穿的旧鞋给我，也算是对我加班的补偿吧。孔子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大概这就是所谓人的天性。即使在越穷越革命的岁月，人还是有自尊的。改变困境，追求幸福也还是人之常情，只是不能表白罢了。为此，我早就打定参军的主意，那年征兵开始，在学校我第一个报名参军。在校学生不是应届的不允许参军的规定把我拒之门外。就在我茫然之际，一个周日的下午，卢润章同学突然叫住了在校园小路上徘徊的我。他说：“现郭三元老师正在教室监考去参军的同学，你怎么没去，你不是早想当兵吗？”未等他把话说完，我一溜烟跑进教室给郭老师理论起来：“在学校我第一个报名参军，今天你为何不告我？”郭老师见我情绪激动，又担心我扰乱课堂秩序，只说了句：“那你也参加考试吧。”然后把考卷递给我，题目是“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试的同学连我8个，直至考完后，我并未抱什么希望，一是我去得晚了，时间关系考试成绩受影响。二是怕老师对我闹课堂有成见。但最后的结果，县武装部还是看准了我们文章，录取了我，至今这篇文章还在我的档案袋里。之后武装部领导、征兵办的同志还对我的特长进行了测试，除了文章和字写得好外，当时我还是学校板报组、宣传队的成员，吹拉弹唱虽然很业余，但武装部赵政委却很满意，并反复叮咛：“你是和顺唯一录取的特种兵，到部队后要好好锻炼，为和顺人民争光”。这虽带点官话，但他讲得很真诚，我听得也很顺耳，因此也很感动。在我参军走的前一天，县人武部派专车送我回家和父母告别。父亲又送我到城里，那天晚上和我彻夜长谈，即日洒泪而别。就这样带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离开了校园。在县中学农医班共呆了8个月的时间，它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跳板。
踏上新的征程，一切都是美好的。新兵连在榆次猫儿岺，共两个连。其中二连二排，七、八、九、十、十一五个班，是青一色的便衣，人称便衣队。我是九班战士，这就是所谓的“特种兵”。这些兵都是晋中各县市的精英，有知青、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劳模。直到下部队前夕，才给我们发了军装。三十年后的2001年，在榆次搞了一次新兵连30年战友聚会。会上，晋中军分区后勤部长王战友透露，我们这批兵是为林彪精选的所谓“艇队”。周总理知道后，把我们做了原地分配的处理。那时才知道为什么在新兵连穿了那么长时间便衣，为什么叫我们特种兵。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孝义县中队（当时孝义县是晋中地区，71年下半年归属新设立的吕梁专署）。一干就是8年。
我在孝义县中队服役期间，先后当过文书、炊事员、卫生员；任副班长、班长等职，还任过孝义县青联委员。文书属于我的文化专长；当卫生员，为干部战士看病、为驻地百姓服务，倒成了在农医班所学医疗知识的实践。对这两个兼职的兴趣远远大于站岗的本职工作。这两个兼职，直到我离开孝义为止。县中队的主要任务是看守所看犯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里，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其实很平凡。71年兵里，有两个高中生，一个是河北卢龙的刘金瑞，一个就是本人。部队拿我们当知识分子看。我只有完小毕业证，农中中途辍学，后上了8个月的农医班就成了高中学历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为了考验我们，让刘金瑞去喂猪，让我去做饭，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就下到班里任副班长，并加入了共青团。那个年代，除了正常的站岗外，就是政治学习。如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都要坐下来学习，反复提高认识。县人武部经常抽我加班“复写”上级的文件材料，然后逐级照本宣科传达。认认真真的形式，实实在在的过场，被人们弄得合情合理，并搞得津津乐道。他们乐此不疲，老有讲不完的话，表不完的态。那个年代会说大话、套话、空话的就觉得是本领。白卷先生还当英雄吹嘛，有啥标准呢。拿中队长王海林的话讲，就是“上边感冒，下边吃药”。有时也押着犯人到各公社游街批斗。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的批林材料还在吕梁地区经验交流会上散发。之后就是参加县里讲用团到孝义各公社讲用。直到全国四届人大召开，讲用才告结束。我的批林录音还在孝义县广播站播出。出板报、墙报是那时的政治任务。因武装部没有书法人才，我还经常替县人武部出墙报。县委各大机关、人武部的墙报都要定期在县委楼前展示。正是这经常的墙报展示，使我看到自己的书法差距。这也是我拜当地王干成老师学习书法的主要动因，这叫歪打正着吧。1974年有个提干的机会，县武装部也向吕梁军分区打了提我为县武装部干事的报告，后被吕梁军分区关系挤掉。那年的一个梦，我记的很清楚。梦见自己身着四个兜的干部军服，但现实并非黄袍加身，而是一枕黄粱。希望破灭，干的也就没劲了。站岗就像天天重复昨天的故事。当看到一批批战友退伍回家，就开始想自己的后路了。出路在哪里，不知道。在孝义8年的时间里，我探家四次。第一次是入伍两年后的73年春天。县里组织到大寨参观，中队指导员李占书借此机会照顾我回家探亲。凌晨在平定县长途汽车站侯车期间，邂逅了在县中学的同学韩存秀。我们在长途汽车上忘情地谈了一路，之后建立了恋爱关系，通了两年的信，已经发展为谈婚论嫁的阶段。但因为家穷，我最怕她提结婚。有几次她都暗示我回乡结婚，我都借故部队工作忙，往后拖。1974年秋，她正式向我提出结婚，并说穿戴看情况买就行了，但要一块上海表作为陪嫁。那时我是第四年兵，每月10元津贴费，当兵四年里，平均每年给家里寄50元钱补贴家用，所以我委婉回绝了她的要求。这门婚事最终以告吹为结局。第二次探家是父称病重，实是让我回家找对象。后经人介绍，结识了现今的夫人。因探家的时间有限，所以速战速决订下了这门婚事。因家贫办不起婚事，于1975年冬，父亲把存梅带到部队和我举行了革命的婚礼，完成了老人唯一心愿。第三次是1976年8月，夫人生下大儿子后，我回去探望，父亲见到孙子，高兴劲自不别说，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已经有了儿子的我，事业无成，前途渺茫，家里又指望不上，我怎么办？是去是留，一时难以定夺。记得我归队离开家的时候心情很沉重，是三弟步行送我到松烟，乘往阳泉的长途汽车。当时长途汽车一天只有一趟。等我上车后，下面的一幅图景，至今还有清晰记忆。三弟当年14岁，个子不高，一头蓬乱的头发，脸脏脏的，袖口和裤腿都是残破的，胳膊和小腿裸露在外，赤着的一只脚压着鞋跟，脚大拇指从鞋顶端露了出来，拄着来时送我挑着挎包的木棍，表情木然的看着我，活脱脱的一个“小要饭”的形象。我一阵鼻酸，直到车开，再不忍心看下去了。这就是我的小弟，弟弟妹妹不都是这样的吗？他们在家过得是什么日子。在部队看到的每封信都是二弟给回的。他常常是报喜不报忧，说家里很好，勿念，是信的常用语。他们默默承担着一切，目的是让我能够安心服役，不要因为家庭分心。我再不好好混下去，怎么面对他们呢？为此我抹了一路泪水，车上的人都不解是怎么回事。回部队后，决心再不提回家之事，虽看不到前途在哪里，我也要坚持，只要部队需要，我就要坚持干下去。指导员李占书也经常做我的工作，他默默地给我创造一切机会。第四次回家是1977年底。部队派我到长治县接兵，借机回家过了我当兵之后的第一个年。当时父亲已经是食道癌晚期。据说，我当兵的那一年，父亲在县里开三干会。吃米饭时噎了一下，从那时起吃饭吞咽是时有不顺，以后越来越频繁。75年父亲送我妻子到孝义和我结婚期间，由于战友们嘘寒问暖，接待很热情，是情绪紧张还是兴奋说不来，那次吃饭时他噎得很厉害，是我陪他到县医院做得造影检查，当时从造影上看，“钡餐粉”流得有顺利，医生说没问题，我们都很高兴。回家后，病体随好随坏，为此我还到交城给父亲买治癌的静脉注射药剂。药名记不清了，传说是特效药，用后有缓解。老家有年前打扫家的习俗，打扫北房时，是我把父亲从北房背往东房暂息，瘦弱的身体已经没多少份量了。父亲哭诉着告我，我觉得这几天不行，要是死在年前，你们赶快把我埋了，千万别赶到过年。看到这种情景，我只能暗自落泪，表面上还装着没事的样子安慰父亲。就在第二天中午，正吃饭时，一只猫头鹰在庙前的老榆树上叫个不停。母亲叫过我轻声说：“小魁，赶快到东房拿凤魁的枪把猫头鹰轰走，别让你大听见了难过。”当时二弟是村里民兵营长，配“三八”大个枪一支，还有子弹若干。我随即登上梯子举枪便射，一枪击中，被街上玩耍的孩童提着击中的死猫头鹰，送到我家。父亲高兴地几乎是在喊，“让你狗日的再叫，让你狗日的再叫！”村里有吃焙干猫头鹰治癌症的说法，母亲很快把焙干的猫头鹰碾成粉，让父亲服了下去。我一直幻想着父亲的病从此会好。年后，我回部队临别时，母亲向我哭诉：“你看你大还能成人吗？”又把我从幻想中拉回来到现实中来。我把我兜里唯一的50元钱交给母亲以备不测，到县城时我又向同乡兄长郭东方借了路费才回的部队，这竟是和父亲的诀别。
1978年我的命运有了转机，这里有老指导员李占书的举荐之功，他是我一生中的知遇，更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这年10月我被山西省公安厅任命为岚县中队指导员（副连）。父亲在同年5月份过世，我无法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其实我的这次转机是从76年开始的。1976年全国所有监狱的现役编制、全部改编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脱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部军分区的序列，恢复文革前公安部队的体制，帽徽改国徽，着上黄下蓝警服。八年的坚持，我终于有幸成为有史以来武装警察部队新任命的第一批干部。那年我是全吕梁地区提干中的唯一一个71年兵。县人武部的王秘书打趣地说：“存魁，八年啦！”为了这个梦，我坚守了八年，父亲虽未亲睹我衣锦还乡，但终于可以合上眼了。
这是我走出大山迈出的第一步。以后的发展都是以第一步为基点的。虽然也是奋斗，但这一步永远是起点，这一步是父亲的智慧，也是我弥足珍贵的一步。更是艰苦岁月对我的历练。因为它成就了我的今天。因此我感谢父亲，感谢艰难岁月。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最难以跨越的就是坚守。她是一种品质。书法作品我经常书写易经上的一句话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善写“积健为雄”。我的人生体悟这个“健”不只是刚健、强健，更重要的是一种坚韧，即至刚至柔。聚力量于无形，养正气与自修，才是真正的智慧，这也正是当代人所缺乏的，这不是题外话吧。
接下来，我在岚县中队任指导员两年后，调任省公安厅八处组建武警部队。1983年提升为营职干部后，办了随军，妻儿落户到太原。之后又考取廊坊学院大专班，脱产上学两年，毕业后先后任武警山西总队政治部组织、文化干事，武警太原指挥学校副团职教官，授中校军衔。94年转业地方后，任园林局局长助理。2002年退居二线，政治生涯结束后，却走上了一条艺术之路。至今在太原市书法家协会任副主席兼秘书长。我现虽然退休，却有了不小的社会知名度。书法成了我终生追求的目标，因此生活得很愉快。我夫人随军后在武警幼儿园工作，现已退休。长子郭晓东参军10年转业后在山西省物价局工作，婚后生子取名郭馨泽，现年四岁。次子郭晓明曾留学俄罗斯，现居北京自主择业，去年生一子，取名郭馨晔。我有今天完全是父亲为我设计好的，也是父亲在天之灵的护佑。
人生最大的愿望是梦想的实现，这个梦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父亲离乡背井是生活所迫，但也是机遇，由刚来山西的孤门小户，在艰难岁月里生下我们姊妹八个，并抚养成人。尤其父亲在身处绝境中让我重返校园，最终老天给的酬报是绝处逢生，可见父亲的先见之明。我从和顺发展于太原是一个进步。我的长子也在太原发展，将来肯定比我强。次子由太原进北京，他的前景肯定比我大。父亲走后，母亲含辛茹苦，先后给两个弟弟、五个妹妹成了家，该享清福时，她老人家也离开了我们。二弟、三弟虽都在村，也都是村干部，二弟虽英年早逝，但也有了孙子。三弟孙子、外甥绕膝也乐在其中。五个妹妹都进了县城，光景过得都不错。尤其大妹妹有四个外甥、二个孙女，真是其心也融融，其身也融融。现今统计，姊妹八个现已发展儿孙辈58人，说咱家业兴旺不为过吧。大姐生有七个儿子，后虽然经过丧失四个儿子之痛，但她没有被灾难击倒，挺过来的大姐不仅见了重孙，还享受到社会养老福利，等待她的是晚年美景。孩儿把这些告慰父亲，想在天之灵也感欣慰吧。
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父亲有梦，孩儿也有梦。为了追寻她，儿还在前行中。今年是父亲百年诞辰，百年是一个生命的长度，正是我和长子加起来的年龄。人在穷困潦倒时，是为生存而活着，那时没有尊严可言，因此追求尊严就成为父亲梦寐以求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活得更体面一点。在父亲百年诞辰之际，举办这样一个隆重的纪念，就是要还父亲一个体面，一个追寻了一辈子未曾实现的尊严。
为了表达儿的意愿，我写了一幅作品，镌刻在碑阴，算作“追风永迈，式铭幽传”吧。“严恩情重山留影，慈爱绵长水有声”，落款：“不管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干啥；不管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爹妈。”癸巳清明长子存魁顿首。意犹未尽，还想给父亲献上一首歌，但我唱不好，还是让本山代劳吧。
为了圆上那个梦
你赌上了一辈子的情
历尽艰辛不回头
老牛拉套劲不松
青丝变白发
改不了心中的爱
条条皱纹儿记下了
苦辣酸甜的风雨行程
人生就是一场拼争
每天都在攀登
爬上这座山，越过那道岭
眼前又是一座峰
人人都有一个梦想
每天都在圆这个梦
圆上了爱，圆上了情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
郭存魁
2013年4月21日
编辑：未知
